有几个多愁善感的女同学，已经开始小声地抽泣起来。

我虽然强忍着没哭，但心里那份失落和惶恐，却像藤蔓一样，紧紧地缠绕着我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村里的生产队长，一个皮肤黝黑、满脸皱纹、不苟言笑的中年汉子，就带着几个老乡，把我们从窑洞里叫了出来，给我们分派农活。

“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，娇生惯养的，没干过重活。

今天先跟着我们学学怎么刨红薯，也算是体验体验生活。”

队长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，语气生硬，眼神里却也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怜悯。

于是，我平生第一次，拿起了沉甸甸的锄头。

黄土地硬得像石头，锄头下去，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。

没刨几下，我的手心就磨出了血泡，腰也酸得直不起来，汗水更是像小溪一样，顺着额头往下淌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我们